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记（下）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       图片说明：聂耳

■义勇军进行曲》成了聂耳的绝唱■

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得知聂耳被列入国民党的黑名单，安排他出国暂避。1935年4月14日，聂耳到上海电通公司摄影棚，用简谱试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并听取了司徒慧敏、张云乔等人的意见。4月15日，聂耳带着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曲谱初稿，从上海汇山码头乘“长崎丸”号轮船到了日本东京。

5月初，孙师毅和司徒慧敏收到聂耳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曲谱定稿，交给贺绿汀配乐，并邀请苏联作曲家阿甫夏洛穆夫配器。导演司徒慧敏、郑君里，编导金山，演员袁牧之、顾梦鹤、施超，歌唱家盛家伦临时组成合唱队，到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录制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。5月9日灌制成唱片，并将它转录到《风云儿女》的胶片上。5月10日，上海电通公司向上海市民散发《义勇军进行曲》词谱，并在报刊上公开发表。5月24日，上海金城大戏院（今黄浦剧场）首映电影《风云儿女》。一时间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响遍上海的大街小巷。

6月2日，旅居日本的聂耳为中国留学生介绍并演唱了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。7月17日，聂耳在日本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遇难，年仅23岁。

■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在海内外广泛传播■

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一诞生就唱遍上海，随着“一二·九”运动的兴起，又唱遍烽火遍野的中国大地。美国友人爱泼斯坦写过一篇题为《反抗的歌声》的文章，谈到20世纪30年代在天津他第一次听到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场景。1938年5月，爱泼斯坦路过天津青年会堂体育馆时，远远地听到一阵有力的歌声，每一句都像一个口号。原来是天津青年会的秘书刘良模在教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。爱泼斯坦说：“这种类型的歌曲只要听到一次就会终生难忘。它的急促而充满胜利信心的词句，像是一位紧张得喉咙沙哑的指挥员在战斗打响之前作动员报告。”

1938年7月7日，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陕甘宁边区抗战一周年纪念大会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成为大会主题歌。在抗日战场上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是战斗的号角，它不仅是八路军的军歌，也是国民党军的军歌。

1940年，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·罗伯逊不仅自己演唱，还在纽约组织华人、华侨合唱团合唱，并为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等中国革命歌曲灌制唱片，命名《起来》，宋庆龄撰写序言。

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在新加坡、马来亚等东南亚地区广为传唱。英国、美国、苏联、印度等国的国家广播电台经常播放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。1944年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成为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的开始曲。在二战即将结束之际，盟军凯旋的曲目中，也有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。

1949年4月，在布拉格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上，中国代表团齐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受到热烈欢迎。

1959年，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《聂耳》，影片结尾是聂耳站在远航轮船的甲板上。周恩来建议改成群众在天安门广场边行进边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。他说：“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应该唱到天安门，多少人是唱着这支歌走上革命道路的啊。”

■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成为国歌的过程■

新中国成立后，代国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命运跌宕起伏。1966年6月，田汉失去了自由。田汉还被扣上“叛徒”的帽子，与周扬、夏衍、阳翰笙成为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始终存在的一条“又粗又黑的文艺黑线”的“代表人物”。1968年12月10日，田汉冤死狱中。

代国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被禁唱10年以上，那时正式场合只可以演奏曲谱。1976年10月后，有人以“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，代国歌的歌词不能反映变化了的现实”为由，提议重写国歌歌词。1977年10月至12月，国歌征集小组收到全国69个单位推荐的318首应征歌词。

1978年3月5日，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“集体填词、聂耳作曲”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。新歌词是这样的：“前进！各民族英雄的人民，伟大的共产党，领导我们继续长征。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。建设祖国，保卫祖国，英勇地斗争。前进！前进！前进！我们千秋万代，高举毛泽东旗帜，前进！前进！前进！进！”

新国歌并没有传唱开来，不少人认为它与老歌词没法比，内容、文字韵律都推敲不够，且缺乏激情、形象性，只是拼凑了几个口号。作家陈登科是坚决反对国歌新歌词的代表人物之一。陈登科是江苏涟水人，1938年开始发表作品，1940年参加涟水县抗日游击队，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历任《盐阜大众报》、新华通讯社合肥分社记者，中国作家协会安徽分会主席，大型文学双月刊《清明》主编，中国作家协会第三、四届理事，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，中共八大代表，第三、五、六、七届全国人大代表。陈登科说：我们是唱着《义勇军进行曲》走上抗日战场的，唱起它就想到中华民族的危亡，抑制不住为祖国人民献出生命的激情。至于新歌词从感情上就接受不了，硬凑的歌词空洞无味。因为当时词作者田汉还是“敌人”，陈登科没有写出正式提案。

1979年4月25日，田汉追悼大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，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、邓颖超、宋庆龄等参加。6月召开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，陈登科递交关于恢复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歌词的提案。理由有三条：一、原国歌词曲是毛主席亲自参加选定的，经历届全国人大代表通过。二、新歌词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很粗糙，经过一年多的实践证明，人民群众对它反映冷漠，缺乏激情，且不易上口。经询问上百位全国人大代表，绝大多数不会唱新国歌。全国人大代表都不会唱自己举手通过的国歌，岂不是个大笑话？三、原词作者田汉同志已经平反，并有了明确结论。他的作品也应平反并受到充分的尊重。现在抽掉原词，以集体填词充数，这对国家的尊严、艺术的完整性都是不严肃的，甚至使人感到有些不伦不类。

针对有人提出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“过时论”，陈登科说：1792年法国大革命时期马赛工人唱着《马赛曲》开进巴黎，一直唱到今天也没有改词。我们的国歌在历史上起到过巨大的鼓舞作用，有着伟大的历史功绩。今天它仍在教育、激发年轻一代人的爱国热情和献身精神，它永远不会过时。

在五届全国人大三次、四次会议期间，陈登科继续递交关于恢复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歌词的提案。1982年12月3日，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第二次会议通过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议（草案）的说明》：“1949年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决定，在国歌未正式制定前，以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为代国歌。这首国歌反映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传统，体现了居安思危的思想，激励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，多年来已经深入人心。1978年本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改定国歌歌词，各方面一直有不同意见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许多代表，宪法修改委员会许多委员和各界人士都建议恢复国歌原词。因此，大会主席团建议这次大会通过决议，恢复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，撤销本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关于国歌的决定，请大会予以审议。”12月4日，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由叶剑英委员长主持，代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通过决议，恢复田汉作词、聂耳作曲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，撤销1978年3月5日通过的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定》。

1984年8月1日，中央宣传部拟定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奏唱的暂行办法》。8月31日，中共中央发出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》，对升降国旗和唱国歌提出具体要求。

■国歌写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》出台■

1954年9月20日，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，只对国旗、国徽有明确说明，没有提及国歌。1988年、1993年、1999年，全国人大三次通过宪法修正案，而国歌仍然没有进入宪法。2003年4月和8月，中共中央两次征求对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意见。安徽、山东、江苏、陕西等省和解放军总政治部均建议在宪法中写上国歌，理由是国歌与国旗、国徽一样，都是国家主权的象征。2003年10月，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《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》，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，建议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写进《宪法》。

2004年3月14日，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，将第四章章名“国旗、国徽、首都”修改为“国旗、国歌、国徽、首都”。第136条增加一款，作为第二款：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。”

2014年12月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国歌奏唱礼仪的实施意见》。

2017年4月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召开关于国歌立法的座谈会，解放军军乐团原团长、艺术总监于海应邀参加。于海是全国政协委员，2003年起担任解放军军乐团团长，他连续十年呼吁为国歌立法。1970年国庆节，考入解放军军乐团仅一年，15岁的于海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演奏国歌。1984年国庆节，他担任解放军联合军乐团的分指挥。1999年、2009年国庆大阅兵，他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总指挥，并在北京奥运会等重大活动中指挥演奏国歌。于海说：现在很多大学生写不出国歌歌词，有些小学生更是把国歌理解得乱七八糟，社会上也有不尊重、亵渎国歌的现象。国歌是国家的第一声音，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。1990年6月28日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》经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；1991年3月2日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法》经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。

在《国旗法》《国徽法》实施20多年后，2017年9月1日，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》。《国歌法》规范了国歌的奏唱、播放和使用范围，习近平签署第7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予以公布，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。■